阳光煦和，春意盎然。今天是个平凡而不普通的日子。我怀着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见到了中国第一代麻醉学家和药理学博士，中科院药物所药理实验室创建人—丁光生老先生。 

　　只见他身着红衣，手拿黑色旧包，精神矍铄。丁老先生性格幽默，十分健谈。聊天时，他会模仿全国各地的口音，会对药物所建设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会告诫我们一定要为中国科研效力。同时他还讲述了他们老一辈科学家如何突破艰险回到祖国，如何与赵承嘏先生他们一起从十人不到的研究队伍发展为一个充满力量的科研机构。 

　　他对科研的热情，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乐观深深地震撼了作为学生的我。他把药理研究融入到生活，他把热爱祖国作为人生素养，他把药物所视为瑰宝。 

　　如今，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学生，在如此优渥的实验条件土地上，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不去为上海药物所的中国梦奋斗呢？ 

　　——  宁若男（赵维民组研究生） 

　　“新药精神”值得关注 

　　大多数药物所人在进所时都听说过关于“三生有幸”（高怡生、丁光生、蔡润生）中“丁光生”的故事：“作为中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和药理学博士，1951年7月17日，丁光生从美国回到祖国，由赵承嘏老所长引进到药物研究所工作。丁光生到所后，立即白手起家筹建药理研究室。从实验室到手术台，都是他亲手设计画图；从卡片箱到计时器都是他跑遍上海才买到的。他自己设计监造动物房，冬天水泥不干，他手捧火盆促干，夜里独睡动物房内。” 

　　作为药物所历史的见证人，丁老先生经历了药物所数十年的风雨征程。此次作为主宾，前来参加“新药精神”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他对药物所的建所历史娓娓道来，思路清晰，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与赵先生等人一起建所的过程。他认为新药精神的凝练是很有必要的，也对“创新、求实”等关键词进行了进一步强调。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 

　　谈到自己回国的那段经历，丁先生突然加重了语气：我回国是很不容易的，是冒着生死的决心，经过很多斗争才回来的。 

　　“在我回国之前，钱学森回国被美国阻拦了。我那个时候都在旧金山上了船，船要开了，美国人上船检查说，不能开船，要检查两个人的行李，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当时姓刘的中国留学生。行李当时在舱底，打开很困难，船停靠了很久，才检查完。当时我们行李当然也没有什么违禁品，后来还是放我们走了。后来船在太平洋上走了半个月，回国的20几个留学生聚在一起高谈阔论，那个姓刘的留学生拿出一本《论新民主主义》，大家一起学习。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位地下党员。所以说，当时我们都是下定决心，要回国，为祖国效力。” 

　　正是由于丁先生内心对祖国的执着深情，在新药精神讨论结束时，丁先生突然加了一句：刚才听了大家的讨论我很有感触，其实可以再加两个字“爱国”，只有把祖国放在心里，才真正能做出“为国、为民”的新药。 

　　自诩“90”后的丁先生 

　　丁老先生拄着拐杖来到讨论现场时，笑容满面地和每个人打招呼。他已经93高龄了，虽然双目在看见东西方面存在困难，却依然精神抖擞，富有活力。讨论会前，他来到药物所一期的会议室，感叹了一句：“很多老的都不在了”，眼中微微泛起泪光，让人动容，不禁联想起丁先生这一路为药物所付出的点滴，更对老先生如此高龄、却对药物所关心备至的一片情怀深深打动。 

　　但是随后，他便开起了玩笑，自诩为真正的“90后”，努力跟上时代。他还对着沈竞康老师笑说：“听说你去坐滑翔机了？这个很好。”丁先生开朗的性格和对他人的关心，都让人感觉是如沐春风，充分领略了药物所的老科学家的精神风貌。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黑包、一张饭卡” 

　　看到老先生的第一眼，留意到了他的包，黑色，很大，走线处破旧不堪。他自己背着，摸索着拿下，又小心地挂到椅背上。在用盒饭时，老先生问：这个饭多少钱啊？我带了卡，刷我的。一边还开玩笑说：来我在浦西的办公室，我请你们吃饭。这一系列动作让人充分看到了老先生自身的勤俭节约以及对生活的谨慎细致。这些也非常能看出丁先生在科研中一定秉承着勤奋且仔细的风格。 

　　什么是“新药精神”？丁先生不仅用言语去描述了，更用实际行动去实践了。这些深深感染着所有的药物所人，将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为自己是“药物所人”而真正感到自豪骄傲。 

　　——方婷